“法治指数”别成观赏指标

    据中新社4月5日报道，浙江余杭将推出内地首个法治指数，“法治余杭”评估组邀请香港大学教授戴耀庭、浙江大学教授钱弘道，就余杭法治指数的出台进行探讨。评估组将借鉴香港的经验和做法，客观公正地对余杭法治水平作出评价。据悉，余杭法治指数预计5月至6月份出炉。
　　记得2005年4月，深圳向社会公布了一套城市文明指数，包括：关爱指数、幸福指数、人文指数、安全指数、诚信指数、环境指数、廉洁指数，这是我国首个城市文明指数。说实话，那些单个的指标笔者是看不太懂的，相信很多人也看不太懂。当年深圳公布了四年的文明指数分别为100.00、107.77、127.62、128.14，虽然我们不懂文明指数100.00到底是什么概念，但从四年的纵向比较中，不难看出，文明指数是在上升的，而且最后一年的上升幅度是最低的。从深圳的做法看，城市的各种指数，不过是对城市进行量化的指标，它的意义主要在于纵向的自我评测。
　　从余杭的“法治指数”的制定来看，既考虑到了评价的“独立性”，又考虑到了“广泛征求各方的意见”，在程序上还是非常完备的。但笔者希望，余杭不要把这种“法治指数”当成招商引资、促进旅游的“名片”。当然这种担心不是空穴来风，在今天，一个城市法治程度越高，是越有竞争力的，但一旦“法治指数”和招商引资挂上钩，“指数”就很可能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走向失真，成为“观赏指数”，只能高，不能低，只能上，不能下。甚至可能出现“法治指数”和百姓的感受相背离的局面。
　　其实，从本质上来说，“法治指数”充其量只能反映出我们城市法治建设的状况是合格还是不合格，它并不能揭示出问题出在哪里。至于具体该怎样培养法治的土壤、该怎样增进执法者的法治意识，都不是仅靠“法治指数”所能解决的。换言之，有了“法治指数”也不一定意味着一个城市的法治就能更上层楼了，重要的是你拿这个“法治指数”做什么。相比之下，我更愿意看到“法治指数”在余杭起到一种促进自查自纠的作用，就好比学生考试，得了50分，仅仅说我下回要考得更高，是没有多大意义的，重要的在于找到自己答错的题目，予以改正。只有抱着这样的目的，城市的法治建设才可能逐步提高，差生才能变成优生。